一、选法：看似简单实则处处坑
法律适用第一步，识别。这词听着玄乎，其实就是给案件定性。合同纠纷还是侵权？识别错了，后面全白搭。有一次，一个航运案子，我们主张是侵权，法院定性为合同，冲突规则不同，差点翻船。说实话，识别标准一直是争论焦点，用法院地法还是法律关系准据法？最高法院也没给个准话，所以律师庭上得准备两套方案，累。
合同里选法律，真能随心所欲吗？当事人意思自治是基本原则，但别太天真——强制性规定拦着你呢。劳动法、消费者保护法，在不少国家具有直接适用的效力，选外法就得小心被否定。前年一个中外合资项目，合同选英国法，但中国外汇管制规定必须遵守，这就是强制规范。不遵守？合同条款可能无效。
消费者合同的法律适用，保护弱者是趋势。经常有电商网站写格式条款，指定一个遥远小国的法律。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他怎么打官司？所以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2条，消费者合同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律，消费者选择适用商品提供地法律或如果经营者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没有活动，则用提供地法律。这给电商上了一道紧箍咒。
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过去是侵权行为地法大一统。现在变了，最密切联系原则和当事人共同惯常居所越来越重要。一个美国游客在中国被打，行为地在上海，但双方都是美国人，适用中国法就不合理。所以我们律师要第一时间查看当事人的国籍和经常居所，这一下可能就扭转乾坤。
二、最密切联系原则：法官手里的利器，也是风险
最密切联系原则是万能法宝吗？绝对不是。它太灵活，导致不确定性。中国《法律适用法》第2条把它作为一般原则，但具体适用时，需要考量连接点的质量和数量。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大得惊人——甚至可以说，同一个案子，不同法官可能得出不同结论。唉，这让我们律师既爱又恨。
特征履行说算是救兵。它是确定最密切联系的操作方法，听起来学术，其实很实用。简单讲，合同纠纷里，哪一方的履行最能体现合同特征，就推定为最密切联系地。比如买卖，卖方交货是特征履行，所以卖方法律有可能是准据法。但是，投资合同呢？特征履行就模糊了，双方都有复杂义务。这时还是看合同重心在哪。
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怎么办？只能上诉。我经办过一个案子，一审法官看都没怎么看，就根据被告住所地适用了法律，但合同履行地、谈判地全在我们这边。二审费了好大劲才改过来，气得我差点拍桌子。所以，律师必须详细论证连接点，画图表、列清单，把法官逼到墙角，强迫他考量。
一个跨国借贷合同纠纷，怎么说服法官适用瑞士法？那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因为瑞士法对债权人更有利。我们的策略：证明合同谈判在苏黎世进行，资金从瑞士银行贷出，担保物在瑞士，合同文本用法语，选择瑞士法院管辖。虽然债务人住所在中国，但这些因素综合，最密切联系地还是瑞士。最终法院采纳了。秘诀：多连接点聚集。
三、那些防不胜防的选法障碍
公共秩序保留，这是安全阀，也可能是借口。外国法如果违反我国社会公共利益，排除不用。但什么是公共利益？没有明确边界。比如，赌债在摩纳哥合法，在我国如果适用摩纳哥法，就可能被公共秩序拦下。还有，涉及性取向、宗教等，有时也会被这个条款挡驾。说实话，这一条在实践中有被滥用的嫌疑，尤其在一些地方保护主义的案子中。
反驳？简直让人头大。我国《法律适用法》第9条不接受反驳，但也算明确态度。但是，有些国家接受反驳，如果我国冲突规则指向该国法，其冲突法又指回中国，怎么办？司法解释说，视为不指定，直接适用中国法。这一波操作，避免无限循环，但有时也破坏了当事人的正当预期。
法律规避，故意制造连接点，选个有利的法律。最常见的是变更国籍、住所。比如，离婚时故意搬到允许单方面离婚的国家待上一年。我国法律规定，规避我国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的，不发生适用外国法的效力。但如何证明规避意图？很难。往往是综合时间、动机判断。有个案子，当事人在争议发生前一个月突然将公司注册地迁到避税天堂，这显然有鬼，法院最终拒绝适用该地法律。
先决问题，这个坑太大了。主要问题适用我国冲突法，那先决问题呢？比如一个继承案，首先要确认婚姻是否有效。这个婚姻效力是依法院地冲突法，还是依主要问题准据法的冲突法？理论争议几十年，实务中倾向于依主要问题准据法所属国的冲突法，我国没有明确规定，全靠法官裁量，只能说，咳咳，自由心证吧。
时际法律适用，新法旧法打架。合同签于2010年，当时法律允许某条款，2021年新法禁止了，纠纷发生于2022年，用哪个？原则是法不溯及既往，但也有例外。如果新法有利溯及或填补空白，可能用新法。当事人常常在这一点上争得面红耳赤。
区际法律适用，一个中国，四个法域。法律冲突咋办？《法律适用法》第6条，参照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处理。但是，内地与港澳台之间，又有各自安排，比如相互认可判决。实务中，还是按国际私法规则来确定准据法，只不过没有国籍连接点，用住所或行为地替代。
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新法优于旧法，冲突时呢？如果新的一般法和旧的特别法不一致，又没明确废止旧的，怎么办？《立法法》规定由有权机关裁决，但法官不能拒绝裁判，于是常采用体系解释，结合立法意图选择。这考验律师的法学功底，也考验法官的智慧。
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在国内如何适用？我国或采纳或转化。知识产权、海事等领域有直接适用条约的例子。问题在于，条约与国内法冲突时，谁优先？民法通则说过条约优先，但民法典没再提，留下悬念。实务中，通常条约优先，但涉及公共利益的，可能打折扣。
法律适用错误，能否作为再审事由？《民事诉讼法》第200条，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是再审事由之一。但何谓“确有错误”？标准不低。往往需要明显违反冲突规范，或应适用外国法而未适用，或对外国法内容认定错误。如果只是观点差异，一般不启动再审。所以，一审的法律适用论证至关重要，错过了，后面想翻案难上加难。
法院地法，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个底线性选择？当外国法无法查明，或者经解释仍无法确定，我国《法律适用法》第10条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所以，查明外国法的责任很重。我们曾经想适用美国纽约州某一特定商业法规，但通过使馆、专家证人都没找到确切版本，最后法院直接用了中国法，结果我们败诉。血泪教训。
合同解释也涉及法律适用？是的。合同条款的含义，如果当事人有约定适用法，依约定；无约定，则按照合同应适用的法律来解释。但是，合同解释原则也与准据法紧密相关，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差异很大，不能忽视。
涉外婚姻家庭的法律适用，新变化不断。比如，夫妻财产关系，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一方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主要财产所在地法律。这给了高净值夫妻财产规划的极大空间，同时也带来选法风险。曾经一对夫妇，故意选A国法，以为能规避财产分割义务，结果因为违反公共秩序被否定，鸡飞蛋打。
说来说去，法律适用从来不是机械的过程，它交织着规则、政策、价值判断。律师就像乐手，在冲突规则的琴键上跳舞，一着不慎，满盘落索。但这也是魅力所在——不断挑战，不断博弈，在模糊地带求一个明白。不过，说实话，有些规定还是再明确点好，别总让法官摸着石头过河，别总让律师心惊胆战。